被害人自陷风险实质切断了诈骗行为的因果关系，借款型诈骗中需要考虑被害人自我保护的可能性，最新参考案例实质上对诈骗类案件的被害人提出“对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的要求。

（一）关于“邝某春诈骗宣告无罪案”的分析

最新的入库案例“邝某春诈骗宣告无罪案”[15]为借款型诈骗提供了被害人教义学的出罪新进路。邝某春无罪的核心在于其与被害人对其财务情况在事前就有了明确的认知，而且“邝某春向其借钱之前，其即知道邝某春在网上赌博，其第一次借钱给邝某春系因邝某春购买彩票需要资金周转。被害人符某还述称，邝某春因无钱偿还信用卡，将四张信用卡交由其养卡。”……“被告人邝某春多次以买卖二手车为由频繁向符某借钱，双方有借有还，资金往来频繁，但符某对邝某春经营二手车的具体情况并不掌握，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内，符某对邝某春是否经营二手车的事实并未调查，对资金安全未尽到任何注意义务，符某对邝某春借款是否真的用于二手车经营并不在意，其在意的仅是收取固定的利润，故不能认定符某系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综上，虽然被告人邝某春虚构事实以经营二手车生意为由向符某借款，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邝某春以非法占有为目，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

这一案例虽然并未援引任何被害人自陷风险等术语进行说理，但字里行间均符合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基本逻辑——在被害人对行为人的财务状况和恶习（赌博、购买彩票、拖欠信用卡）有较为明确的认知的情况下，被害人参与了行为人创造的风险行为，并且还用自己的行为提升了财产损害现实化之可能，也没有履行商业交往中作为生意人的最低注意义务，这样的被害人不值得刑法保护。车浩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被害人教义学主张，若可期待被害人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免受侵害，而被害人竟未进行自我保护，那么刑法就无须介入，损害后果应由被害人自行承担……被害人舍弃本可以充分使用的自我保护手段，而基于投机心理贸然投身风险，从而遭受财产损失的，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大费周折对其保护了。”[16]

诚然，德国刑法学界早已就诈骗犯分化出“被害人信条学”理论，该理论的直接根据是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而这一原则的上位原则是德国基本法中的辅助性原则，详言之是将被害人对行为人行为的怀疑引入“认识错误”的判断要素中，即“被害人的行为属于涉及风险的投机行为时，欠缺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并不该当诈骗罪中“陷于错误”这一犯罪构成要件”，直接釜底抽薪，否认诈骗行为与认识错误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与上文提到的第2种辩护思路暗合。

其中，最为极致的信条学观点——刑法不应当保护由于极其愚蠢的诈术而受骗的被害人，否则刑法就发挥了教育、训练公民的功能。只有那些复杂的、不易被识破的骗术，才具有刑事可罚性。[17]按照这一观点，当下经常出现的互联网玩笑话“我、秦始皇、打钱”这一极其拙劣的骗术根本不能作为诈骗犯罪处理，很多电信诈骗从人群里筛选“傻瓜”进行诈骗的战术也能直接在刑法理论上找到出罪事态。

与此同时，反对派观点的立场也非常鲜明，“怀疑”产生自我保护义务且应回避风险，是被害人信条学对被害人的苛求，没有任何规范支撑。交易本就难免风险，在风险面前，被害人普遍存在投机心态，刑法凭什么要求被害人认识到风险就必须回避?如果这样，刑法就不是在制裁行为人，而是在限制被害人的交易自由。[18]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德国理论圈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借款型诈骗多发成因分析

德国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是昨日黄花，但从“行为人-被害人”双视角分析诈骗罪的出入罪问题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回归我国司法实践，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借贷型诈骗案例，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诉讼程序上“先刑后民”的传统有关。

一方面，民间借贷纠纷中，作为原告的出借人往往会同步提起刑事控告，在刑事控告立案之后，法院将会对民事案件中止审理或者驳回起诉；另一方面，在原告方无意借用刑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时，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自主发现案件涉刑的，会驳回被害人起诉，使得被害人不得不借助刑事手段解决问题。然而，现实生活中能发生民间借贷纠纷的双方主体，往往都具有一定经济往来和信任基础，并非完全的陌生人，出借人可能在借款时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个人习惯有一定了解，但基于投机心理和高额利息的诱惑，仍然半信半疑地提供了借款。

以往的判例对此往往会认为行为人事前就缺乏归还欠款的能力，而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自然人信息、企业经营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一个自然人的征信、司法诉讼情况都是唾手可得的。如果一个人在借款初期就有多起公开可查的执行终本诉讼或者对外宣传吸引他人投资的公司项目根本就是空壳公司，此时很难认为被害人完成了必要的自我保护手段。上述判例对出借人提出的最低注意义务标准和审视被害人高风险的投机行为刑事保护必要性的思维方式是值得肯定的。

（三）既往案例裁判观点检视

分析完理论诸相，我们仍应当回归我国司法说理中的被害人视角阙如的现象，对过往案例判决的未来应然走向进行预测。例如，前述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四中法刑终字第00006号罗某某诈骗一案中：上诉人罗某某虚构自己在重庆做工程缺少资金的事实，并以高利息为诱饵，使被害人李某某误认为罗某某有可靠的投资项目，具有偿还能力，借钱2319100元给罗某某使用。实际上罗某某将涉案款项大部分用于偿债、赌博和日常开销，且罗某某事前就已经在外欠下巨额外债，且无稳定收入来源。本案的被害人对于合作方的资金状况、项目的真实性完全没有考察，仅依托行为人的高利息承诺就决定出借巨额资金，甚至被害人李某某还为此挪用公款，同样锒铛入狱。这一案件在最新参考案例的语境下，罗某某可能因缺乏使得被害人陷于认识错误的因果关系而直接无罪。

此外，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刑终404号曹某某诈骗一案中：法院认定事实为“从借款时的财务状况上看，曹某某向王某借款时已有二百余万元的欠款，在向王某借款前无房无资产，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其信用报告上多张信用卡处于逾期状态，曹某某隐瞒负债累累的经济状况而向王某借款，且明知该款客观上已无归还可能，因此，其骗钱还债的故意明显。”这一案例中，被告人案发前的信用报告已经显示了信用卡逾期的状况，且王某甚至借款时并未考究曹某某有无固定工作，显然没有积极履行作为一个出借人的“社会相当性”注意义务，刑法作为辅助法、补充法不应当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普通的民商事主体也不应当将最基础的自我保护义务和维权成本转嫁给司法机关。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尤其是经济生活、网络生活的参与者将面临新一轮的责任调整，“受害者”也将面临新的责任分担，即从刑事政策层面展开考察对被害人予以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保护程度。

在借贷型诈骗领域下，“法律必须考虑究竟由谁承担谨慎小心的义务才能以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实现法益保护，才能以相对理想的方式兼顾安全与自由。”[19]

事实上，笔者认为应该在被害人教义学理论中引入民事侵权的责任分配原理，参照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细化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刑事免责的例外情形，构建“行为人与被害人双向互动”的动态归责模型，推动诈骗型犯罪中关于“因欺骗而受到认识错误”的评价从“全有全无”向“比例分担”转型。

具体而言，被害人受到欺骗的程度与民事过错相抵一样，是一个滑动的“进度条”，不仅仅是有无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在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注意义务分配问题。在借贷型诈骗罪领域应当避免将本属民事纠纷的“高风险投资”“高利借贷”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射程范围内，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同时，作为商事主体的出借人应当提高自我注意义务，强化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滥用司法资源、以刑事手段不当干预民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