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中国关税政策的演变及原因

美国长期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认为这是不公平贸易的结果。2018年，特朗普政府依据201、232、301条款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随着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基本保留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在此期间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平均税率约为19%。但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的数据，2023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和墨西哥是美国排名前二的贸易逆差对象国。

特朗普上台后，其核心目标之一是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确保供应链安全。通过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增加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减少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迫使美国企业将生产线回迁国内，从而带动就业和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

美国的第一轮关税政策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短期受挫，但中国企业通过产业链转移（如东南亚设厂）和产品升级，部分抵消了关税冲击。2023年后，美国发现单纯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效果有限，转而推动“对等关税”政策，将矛头对准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和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

（二）新一轮“对等关税”政策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针对全球各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该关税措施包含两部分：

10%基准关税：自2025年4月5日起，适用于所有贸易伙伴。这一“最低税率”旨在统一美国关税门槛，取代原有分散的税率体系。

针对逆差国的“特定对等关税”：自2025年4月9日起，对与美国贸易逆差较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特定对等关税。

根据行政令附件Annex-I，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对等关税”税率情况如下[1]：

根据行政令，以下情况不受本次“对等关税”政策约束：

（1）受50 U.S.C 1702 (b)豁免的商品；

（2）已适用第232条关税约束的钢铁、铝产品、汽车和汽车零配件，以及未来可能适用第232条关税约束的商品；

（3）行政令附件Annex II所列的其他产品，包括铜、药品、半导体、木材制品、特定关键矿物、能源和能源产品、金银；

（4）美国没有的能源和其他某些矿物；

（5）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第232条关税针对的商品除外）；（6）来自适用《美国协调关税表》(HTSUS)第二栏列明税率的贸易伙伴的所有商品[2]。

此外，该行政令还规定了“对等关税”的灵活调整政策，美国将根据贸易伙伴是否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等情况对相应的关税措施提高或减小。

2025年4月8日，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称，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04%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9日生效，以报复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34%的关税。

2025年4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将美国对华征收的关税进一步提升至125%。另一方面，基于超过75个国家已联系美国代表（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贸易议题、贸易壁垒、关税、货币操纵及非货币性关税等问题寻求协商解决方案，且这些国家未以任何形式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已授权实施为期90天的暂停期，并在此期间降低互惠关税至10%。

（三）中国及世界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应对措施

为应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中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一系列综合反制措施。4月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自2025年4月10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34%关税[3]。同日，商务部发布多项公告，包括对7类中重稀土出口实施管制、将16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11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对进口医用CT球管发起产业竞争力调查，并决定自2025年4月4日起对原产于美国、印度的进口相关医用CT球管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等。同时，海关总署因相关进口产品存在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疫要求等问题，暂停1家美国企业高粱输华资质，3家美国企业禽肉骨粉输华资质，并暂停2家美国涉事企业禽肉产品输华。4月9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调整对美国加征关税的税率，由34%提高至84%。[4]

然而，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对于美国“对等关税”政策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存在较大差异。4月9日，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首轮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将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以此回应美方此前实施的钢铝关税。该反制措施涉及的商品价值约为 210 亿欧元，征税商品范围广泛，涵盖大豆、家禽、大米、水果、坚果、木材、纺织品等。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表示，针对美国钢铝关税的反制措施将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部分4月15日生效，第二部分5月15日生效，第三部分的关税措施将自12月1日起生效。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如以色列、阿根廷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并未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而是通过主动将对美关税降至零，以期待避免美国加征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将对全球供应链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等制造业国家的出口及供应链需进行重新调整，传统供应链模式已接近失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4月10日对超过75个国家授权实施为期90天的暂停期，并在此期间降低互惠关税至10%，但“对等关税”仍然是悬在全球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出口需求受阻

美国加征关税使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关税增加了美国进口商的采购成本，导致出口需求减少，进而影响中国对美出口量。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和家具等。美国进口商可能会转向其他国家采购，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量明显下降。

（二）利润空间严重压缩

制造业企业在高额关税下，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订单减少。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对华301调查四年期复审报告》，2024年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覆盖了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其中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等行业首当其冲。[5]新增的关税成本无法完全转嫁给美国买家，从而压缩外贸企业利润空间。

（三）“转口贸易”模式崩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指出，贸易中断和技术“脱钩”可能使全球GDP下降5%，其中供应链重构成本占比超过30%[6]。

尤其对于出台反制措施的中国，并未提供暂停期。最新的关税政策落地后，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中国企业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全球化布局。然而，美国仍是众多出海企业的主要市场。从供需两侧的基本面来看，目前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在需求端，美国市场的需求依然存在，且很大一部分是刚性需求；在供应端，中国智造依然是全球最高效的供应链，销量的增长仍是主要趋势。因此，当务之急是中国出海企业如何寻求“破局之道”。

（一）市场多元化布局

企业可加速开拓其他低关税国家市场，如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东盟、中东及拉美地区，以此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这些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且对中国关税政策较为友好，有助于企业拓展业务版图，分散贸易风险。

（二）优化供应链体系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供应商，避免因美国关税导致原材料供应受阻或成本大幅增加。同时，优化供应链布局，提升其灵活性与韧性。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采购成本的降低，保障供应的稳定性。

（三）加强成本控制

企业应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的沟通，寻求合理的采购策略，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时，加大对自动化和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此外，可与客户协商价格，共同分摊关税增加的成本，避免因单方面降价而压缩利润空间。

（四）推动产品升级，加强品牌建设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实现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化品牌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品牌溢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税调整带来的成本上升，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感与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