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到，“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即熵增。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对抗企业兴亡的熵增过程，保持活力与开放的反熵增状态，如今已经深入运用到管理学中，亚马逊、华为、字节跳动都将“反熵增”视为企业生命力的秘诀。

在律师行业，我们注意到，合伙制律所的一体化建设越来越被业界关注，律所一体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场“反熵增”实践，重焕合伙制律所的蓬勃活力。

当我们谈论一体化建设，到底在谈论什么？一体化的本质是什么？难点在哪里？就此问题，我们专访了华商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高树。

以下是采访实录：

以前曾有这样的看法，一体化律所很难实现规模化。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情况已经改变，不能再以过去的眼光看未来，而要以未来的眼光看未来，一体化将是保证律所规模化的重要前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为了一体化而一体化，这就像我常讲的律师道与术的关系，一体化是“术”，价值观和目标是“道”，术可以随着道时时调整，是一种方法和路径，而不是目的。

律所的一体化建设常常面临难以落地的问题，华商30年发展也有类似经历。我们一贯秉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逐渐探索出华商的一体化新模式，去年我提出从原本的“共同共有”转型到“按份共有”，如今实践运行超过半年，有一些心得体会。

01

合伙律师从“共同共有”

到“按份共有”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说未来律所规模化需要一体化建设？

如今的律师行业，“马太效应”、“放大效应”越来越明显。现在当事人对律师、律所的要求提高了，他们的选择能力也提高了，必定希望一个律师具备双重品牌力，既有律师个人的品牌，还要有律所品牌支撑。

可以发现，律师个人品牌与律所品牌两者越来越强关联。以前一个律师能在一个小律所里面，打拼出个人品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来大律师是从大律所品牌中产生的，大律所也会不断造就大律师，这种趋势正在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传统合伙制律所以往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管理比较粗放，一旦“爆雷”，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相信不少人都看到了一个火爆律师圈的事件。四川某律所因为主任投资不良资产，律所合伙律师可能背上巨额债务，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多讨论。实际上事件背后反映的就是合伙制律所存在的权益模糊现象，类似的事件在行业屡有发生。现在经济环境承压前行，可能律所的“爆雷”情况，让更多律师开始关注这个现象。

一个律师作为律所合伙人，到底拥有多少权益？以前并不清晰，用法律语言叫“共同共有”。随着律师行业一体化发展进行，路径会呈现多样化，但我预判，合伙律师权益清晰化将是一个大方向和趋势。

因此，华商律所的一体化改革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要从以往的共同共有转型到按份共有，一个律师在律所里占多少份额就享有多少权益，将其量化，哪怕是0.01份额，那么该有的权益也要说清楚，律师与律所的关系更透明、更清晰，不模棱两可，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律师制度改革中也应该有所反映，以利于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律师与律所的关系更紧密。其实很多律所在规模大了以后，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部分律师是游离于律所之外的，甚至是游离于行业之外的。律师在干什么律所不一定知道，但是律师干什么，律所还是得知道的。律师和律所保持粘性，双双做强做大，更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

02

突破一体化建设的悖论需要什么？

一体化建设难以实践的问题，在于每个人的发展目标很难统一。每个律师，以及总所和分所之间，对律师事业的追求、理想的追求、对行业寄托的希望是不一样的，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大家目标不一样，导致了前进步调的不一致。

一体化过程要解决目标问题，而实现目标需要靠组织力。这又是一个悖论，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需要组织力达到行动方向、操作方案的一致性，得先让大家认可你的目标，但是目标又要靠强大的组织力实现。

华商这30年来，我反复提出的是，华商人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克服困难。

2022年，华商的一体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按照按份共有，我们推出了全员积分制度。

实际上，早在10年前，也就是华商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已经提出来积分制度，那时候实践起来有一些难度。近10年时间，华商一体化建设与华商制度一起，进行了一些尝试和调整，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到位。

10年前，华商大概是三四百人规模，如今30周年，华商总部有超过1000名律师，全国包括海外分所，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人。律所规模不断扩大，制度引领的作用越发突出，去年我下了决心，即使面临再大困难也要推动，于是一整套的积分体系出来了。

积分制度是看律师在律所里的投入时间和贡献，包括业务、专业、带队、公共事务参与等，进行累计积分，他的分值成为他在律所享有权益的一个计算依据。通过信息化和积分制，强化律师与律所的关系。目前运行超过半年，未来效果值得期待。

华商一体化建设的突破，用了差不多10年。其实一直以来，华商的发展路径都是选择不好走的“窄门”，我们坚持最艰难的“自然做大”，宽门宽路进去的人很多，但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找到窄门窄路，通向光明。

03

华商三十年“窄门”之路

我经常和华商管理团队讲，要行稳致远，有时候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精力，多花一点财力，也要把基础打牢。这就是道与术，华商不是为了一体化而一体化，而是通过一体化，让大家更能认同律所的文化、价值观和愿景。

30年来，华商一直是“自然做大”，通过合并、联盟做大或是资本投入，短期内速度可能比较快，能达到运营目标，这固然很好，但是我们认为在律所文化基础还没有那么深厚的情况下，更需要谨慎一点。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选择“机器作业”，不过我们全都放弃了，反而采取了最笨、最原始的“手工作业”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基座非常稳，而且大家的认同度也相对较高。

华商的自然做大有一个关键词“内生式培养”，这是我最先提出来的，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师徒传承，在做大过程中，律所律师之间知根知底，充满了信任，走得稳健。

内部一点一点培养人才的成本很高、也很耗时，前段时间还有律师同行跟我开玩笑，说“华商以后是不是要去幼儿园找苗子？”他这么说是因为现在华商与深圳大学法学院及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了全国第一个律师实验班，从大学开始培养年轻一代律师。我回答说我们华商为什么能做到平均年龄这么低，因为华商的定位之一就是要培养年轻人才，20多年前我就主导成立了华商青工委，手把手扶持年轻人。这些年，华商可以说是律师行业的“黄埔军校”，有时候培养好的年轻人可能流动到了其他律所，虽然也舍不得，但长远来看，对行业是有益的。

这样的内生式培养，逐渐奠定了华商的文化基因。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有的律师你一见，可能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律所的。什么样的律师找到什么样的律所，什么样的律所培养什么样的律师。

实际上，这背后就是律所文化的力量，会塑造出律所和律师非常清晰的面目。比如华商律师，给当事人的感觉通常是注重专业，务实地道，没太多戾气和侵略性。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倡的，法律人也是文化人、读书人，要温文尔雅，可近可亲。

华商律所文化的底层基因，我总结为四方面，分别是信息量、思想性、建设性、趣味性，我们也希望华商律师具有这些特质，有一定思想高度和理论高度，做好专业，办好案件，信得过、靠得住、顶得上，把经手的每一个案件建设好，这些都做好了，平常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律所的氛围是轻松和愉悦的。

04

律所一体化改革的期待与实证

我一直认为，律师和律所相互依存，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关系，充满辩证，又很微妙。

华商律所文化历经了多次演变和进化。从最早的“保密承诺、礼貌沟通”8字律所服务理念，到“专业诚信、和谐共进”执业理念。

2008年，华商新增了“百年华商”的愿景，当时我带着华商所大概100多位律师去了井冈山，感受到井冈山精神，一直在想我们这个队伍能不能也打出一片天地，能不能把华商打造成“百年华商”？现在想想依旧感觉到很热血，我们100多个人在井冈山上高喊“发扬井冈精神，打造百年华商”，喊得地动山摇的。

提出“百年华商”愿景后，我们又提出了 “律师维护正义，法律创造价值”，作为律所的内核文化，现在大家看到华商的手提袋上，经常印着这句话。到了2019年，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和律师行业的变化，需要用更清晰的语言高度概括之前的律所文化，让slogan更有高度、简单易懂，于是提出了九字方针“讲政治、重专业、比奉献”， 重塑华商核心价值观。

每个时期的文化标志，铸造了华商的底层文化基因，也引领了华商人的精神风貌。

华商一直坚持一体化改革，既源于外部环境变化，也有内部深层次要求。老一辈法律人在建设华商的过程中，抱着对律师事业的热爱、对正义的追求和对行业的奉献，还有一种文化自觉，对律所进行管理和服务。相对传统的理念在律所规模越来越大后，需要更新和传承，所以我们这代人还在继续推行改革，是想为下一代人把路铺好。

律师感受到律所轻松舒适的氛围，背后需要制度、组织力、文化的支撑。比如律师需要什么服务，行政就能提供。律所承诺了如何利益分配，律师就能获得；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荣誉感，律所同样也能支持等等。

可预期的东西都要摆在明面上，通过一体化的清晰要求和举措去保证和实现。不是单纯高喊“百年华商”口号，下面的律师都不知道自己要带到哪里去，而是明明白白告诉大家，未来是什么，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能做到什么、得到什么，这些是需要展示的。

这就是我在新的时期，对合伙制律所一体化建设的一些感受和心得。华商从内生式发展，到一体化改革，一直选择了一条难走的“窄门”之路，虽然辛苦，但是华山一条路，我们不走捷径。